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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话语下的三农问题3
在其扛鼎之作《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中，福柯通过对比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发生在西方文化的认识型中的两个巨大的断裂，发现“第二次断裂则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终结和现时代的开端，在现时代表象理论、语言都消失了，同一与差异被有机结构所取代；人（I’homme）只作为物之序中的一条裂缝而首次进入了西方知识领域，人类学产生了，并适合于人的人文科学的空间也打开了。”言外之意，在“人并不存在（生命、语言和劳动也一样不存在）”的年代，人是不可能被作为客观而进行科学的思考范畴之内的，而只有当“一个问题、一个要求、一个理论或实践的秩序”成为一种障碍时，人类学才得以产生，人才能作为问题的思考重心而进入科学的研究领域。在这一人类学的视野之下，人已经无可争论地作为第一性而存在，人的价值也就成为我们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最终的归宿。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三农问题的一个根本性前提。
这种以人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思维，使我们在处理三农问题时有着一种最终的底线。它使我们明白：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要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这种为适应新的需求所进行的滞后调整，往往是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T·W·舒尔茨）。如50－60年代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农业经济获得了一个增长的契机，这一历史现象促使了广大的农民产生了对制度调整的一种新的渴望。他们要求进行租约合同的改革，要求公共措施的改善，要求政治权利的保证等等，并组织合作社来实现他们的愿望。
这些种种的状况，与今日的中国现状有着诸多的相似性——都是由于人的价值的提高，人的自我定位的提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制度期望。因此，今日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改革出路，也就是尽快地推进制度变革，不断地满足农民的期望值，最终就是要做到相信农民、信任农民（党国英）。
我们的上述讨论，都是在福柯的“人类学”视野之下进行的讨论，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之中。这是我们的时代使然。然而，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人类学视野，只是作为知识演进过程中的一个“相对短暂的年代”，大致只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过程。或许，哪一天，当现代的话语体系——以人为中心——像18世纪末古典思想的基础所经历的那样，我们今日所讨论的所有观点，就会像福柯所预言的那样，“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或许，这过于杞人忧天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