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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太武朝政治史二题8
崔浩这一举动只是一厢情愿。当时的鲜卑人是“国人”，鲜卑贵族是北魏统治的基本政治力量，他们仍视汉人及北魏境内鲜卑以外的其他民族为不稳定因素，拓跋焘本人虽接受了“太平真君”的名号，愿意实行一定程度的有利于巩固北魏统治及自己专制权力的“文治”，但他仍为自己是“马背中领上生活”的鲜卑人而自豪。拓跋焘及绝大部分鲜卑人均不可能接受崔浩为他们安排的李陵或其他“汉人”为自己的先祖。前引《南齐书·魏虏传》称“虏甚讳之，有言其陵后者，辄见杀”，崔浩作为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自然首当其冲。当过于激进的文治活动业已使鲜卑人深怀不满的情况下，崔浩又为安排一位汉人祖先，“众议抵斥”、“咸悉愤毒”，是必然的反映，他们“相与构浩于帝”，即便拓跋焘不想杀崔浩，政治上的总体考虑也会促使他将崔浩等推上断头台，以平息鲜卑族人的愤怒。有趣的是，崔浩的“邪说”在北朝后期，却被一些急于证明自己原本为中原人的北族人采用[39]。
《魏书·世祖纪下》说拓跋焘“果于诛戮，后多悔之”，并称：“司徒崔浩既死之后，帝北伐，时宣城公李孝伯疾笃，传者以为卒也。帝闻而悼之，谓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向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褒贬雅意，皆此类也。”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崔浩被杀后第三天，拓跋焘即“北巡阴山”，次年七月、十月又两度“行幸阴山”，难以确定拓跋焘是在哪一次“北伐”时说这悉话的，但毕竟还是可以从中体会他对崔浩被杀的遗憾心情。这也表明，《宋书·柳元景传柳光世附传》所记崔浩因心向刘宋与北方大族密谋叛魏而被杀，如果不是柳光世南奔刘宋时自高身价进行的宣传，便是鲜卑贵族“相与构浩于帝”时的说辞，绝非事实。
关于监国太子拓跋晃在崔浩事件中的表现，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以说明，我们知道他反对崔浩进行激烈的废佛活动，也曾在派遣地方长官时与崔浩发生过争执。就派遣地方长官一事说，拓跋晃从“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这一认识出发，主张将先前召入京师为郎吏且“亦为州郡选”即出身世家大族的人士派任地方，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崔浩任用世族人士代替鲜卑贵族的作法。不仅所有“文治”的法令都是通过他发布出去的，而且他还热衷于营立田园而不是牧畜，还下令于平城畿内督课农耕，他还积极支持崔浩立石刊刻《国书》的活动，并在事发之后小心翼翼地保护了拓跋焘认为罪过于崔浩的高允，使之成为北魏后来“文治”活动的领袖。所有这些都说明拓跋晃并非是一个极端守旧的人物，因此我们难以将他视为崔浩的政敌，或更进一步将他作为反对“文治”的鲜卑贵族的代表。
综上两题，拓跋焘统治前期，在崔浩的积极鼓动下，拓跋焘接受了“太平真君”的称号，以在北方复兴儒教为己任，北魏政权进行了一系列以“文治”为主要目标的改革活动，损害了鲜卑贵族的利益，在太平真君四年末激起了鲜卑贵族针对拓跋焘及崔浩的政治密谋；其后，胜利者崔浩为形势所动，推行更为激进的文治活动，超出了鲜卑族人乃至拓跋焘本人的接受程度，从而招致杀身之祸。北魏政权的全面改革及鲜卑族人的全面汉化还有待时日，特别是还有待一位服膺中原文明的鲜卑族人的政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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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曹文柱《北魏明元、太武两朝太子的世子监国》，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2] 《魏书》卷28《刘洁传》。
[3] 《魏书》卷35《崔浩传》。
[4] 其时泰山还在刘宋治下，拓跋晃“昌封太山”，意即他将消灭刘宋，实现统一。
[5]《高僧传》卷11《释玄高传》。
[6] 参向燕南《北魏太武帝灭佛原因考辨》，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2期。
[7] 参拙撰《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第三部分“太武朝树立正统运动”，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